中国服务业改革的起步:以广州为个案的历史考察

2019年07月23日 16:40:23
来源: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作者: 欧阳湘

  【摘 要】1977年,广州商业企业在揭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基础上开始了改革。主要在几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转移工作重心,提高业务和技术素质;二是加强内部管理,禁绝商品“走后门”现象;三是落实按劳分配政策,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四是延长上班时间,恢复早市夜市;五是“破除清规戒律”,提高服务质量。从广州市副食品公司十甫商店的个案,可见广交会对广州商业企业改革的推动作用;广州南站的个案表明,服务业改革的实践可追溯到更远。通过历史考察和分析,可从一个侧面和局部观察服务业改革的地位与特点,服务业改革的条件与动力。

  【关键词】广州;1977-1978年;服务业;改革开放的起步;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2- -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史称“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这两年多被视为“改革开放前”。众多改革开放史研究都从1978年底或1979年开始。这可能导致关于改革开放起步问题的误解。本文拟在考察1977—1978年间广州市服务业改革的基础上,从一个侧面和局部观察分析改革开放难能可贵但又步履蹒跚的起步,并为深化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大转折及改革开放史有关问题提供素材和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无疑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端。但这并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对此,邓小平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 这种准备是全方位的。除被关注的政治与思想理论领域外,“在这两年历史进程中,处于基础地位的经济领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迈开改革开放的步子,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

  以前的改革开放史研究,关注农村改革和对外开放比较多。城市经济改革研究,多集中于企业改革,改革由四川率先启动:1978年10月,四川选取6个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 商业改革研究较少提到1978年前。有的研究“1978年以来的改革”,但主要是将1978年的数据当作参照,没有1978年的改革措施。由有关部门编撰的“当代中国丛书”系列,有多卷涉及商业改革与发展,但都从1979年初开始。地方实践方面:有学者认为,广州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敞开城门、搞活流通,时间从1979年到1982年。 广东商业改革“起步早,放得开,搞得活”,是从1980年颁发搞活市场的12条措施开始而逐步推进的。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关于服务业改革的起步有不同结论。李勇坚、夏杰长认为:中国服务业改革起始于1978年,改革并没有建立在对服务业有着充分的理论认知基础上(当时连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概念都没有完全进入到决策层的视角),而是基于对现实压力的一种响应。改革不是为了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而是为了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就业压力。 当时很多人认为,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就可以解决北京市的就业问题。徐芦等则认为,发展第三产业的经济意义在于推动整个生产领域专业化分工协作和生产社会化进程,促使技术进步,最终使第一、二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潘海岚则认为,从三次产业改革的顺序看,服务业改革在整体上大大滞后于农业改革和工业改革。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不是依据理论预设,而是诉诸实践和试验,从局部开始,“撞击—反射”式地推进。对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动是实践本身。中国在改革初期就确定“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路径。国务院1978年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标志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酝酿已经成熟。 更有学者认为,“改革传统计划价格体制”的第一阶段(1977年4月~1982年底);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整价格水平的政策措施,将精力放在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政府定价上。指标性事件是1977年4月,国家计委建议成立国家物价总局;8月,国务院成立国家物价总局。

  显然,对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的研究不能回避1978年之前,而且要关注地方的局部实践探索。作为“千年商都”和“南大门”的广州,在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进行了探索,足以影响对第三产业或服务业改革起步有关问题的判断。 对1977—1978年广州服务业改革和发展情况的实证考察,可为上述全国性宏观研究关于服务业改革起步的某些观点提供地方局部实践的印证、补充甚至商榷。

  二、改革内容与经过

  广州商业企业的1977-1978年改革,既有与农村改革、工业改革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点。各类商业企业的改革做法也不一样,下文以概况叙述与典型个案相结合的方法展开论述。

  (一)概况分析

  广州1977—1978年的商业企业改革有自发性特点,未见政府制定统一的改革方案。不过,党报不断刊发基层企业的改革实践,市委及有关部门对基层的改革也在进行推广、引导和规范。

  1. 转移工作重心,提高业务和技术素质

  从党和国家的高度来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是在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的。但对于广大基层的商业企业来说,这种转移早就在进行了。此前,由于林彪、“四人帮”挥舞反“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到处打棍子、扣帽子,很多商业企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热衷于搞群众性政治运动,不敢抓生产,广大职工不敢放手搞好业务。粉碎“四人帮”后,广州商业企业深入揭批所谓“唯生产力论”,重视业务工作,研究市场规律。

  当时,广州机床厂批判“政治建厂”,提出“坚持工厂以生产为中心”口号。《广州日报》编者按认为:“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林彪、“四人帮”以极左面貌出现,炮制了许多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歪曲工厂企业的基本任务,把工厂要不要以生产为中心,把革命与生产、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搅得混乱不堪,根据他们的荒谬的逻辑,钢铁厂只要按他们那套抓“纲”就行了,出不出钢无所谓;机械厂只要按他们的模式出“人头”就是最“革命”,出不出“机头”都是无头紧要的“小问题。在他们这些奇谈怪论的毒害下,有些单位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相分离,政治工作成为虚无缥缈的不可捉摸的东西,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各级党组织必须真真正正坚持工厂以生产为中心,扎扎实实把政治挂帅挂到生产业务上,促进生产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

  在提高业务和技术素质方面,政府也起到了导向作用。1977年8月初,广州市财贸办公室举办全市财贸战线学大庆“岗位练兵表演会”,70多名各行各类的普通职工参加表演。其中,红岩茶叶店的青年女售货员抓茶叶“一抓准”,广大肉菜市场工人杜锡锦切肉“一刀准”,泮溪酒家的老职工梁朝枢用马铃薯雕刻生动别致、栩栩如生的花朵,堪称“绝活”;市野生动物商店的3位女职工,只用了170秒的时间,就干净利索地把一条重40多斤、长达4米的大蟒蛇屠宰完毕。

  1978年5月,广州市授予商业服务行业的50名优秀专业技术人员以技术职称。这是从全市商业部门和服务行业层层选拔出来的,包括特级厨师、特级点心师、特级糕点师、宴会设计师、肉食加工工艺师、调味酿造工艺师、服装设计剪裁技师、钟表修理技师、配镜验光技师、化验师、特级理发师、特级摄影师、特级洗染师等。通过选拔专门人才,不仅检阅了商业和服务行业的业务技术队伍,交流了经验;也落实了党的政策,极大鼓舞了职工们学科学、学业务的积极性。

  2. 禁绝商品“走后门”,建立管理制度

  在计划经济时代,商品实行统购统销。人们把通过各种不正当渠道获取所需物品的现象称作商品“走后门”。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在全社会开展了一场反商品“走后门”的群众性运动,使泛滥一时的“走后门”现象受到一定的扼制。 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改革,工农业产品短缺的状况仍然存在;加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商业领域“走后门”“开后门”现象并未禁绝。

  粉碎“四人帮”后,禁绝商业“走后门”“开后门”现象,成为一项颇具群众基础的改革措施。当时,商业“走后门”现象是很严重的。1978年4月6日,《广州日报》记者和北京路附近居民,在禺山肉菜市场外排队买鱼时见识了商品“走后门”之盛。在北京街革委会协助召开的座谈会上,附近居民反映:禺山市场商品“开后门”“走后门”严重,不仅卖鱼如此,卖肉、卖菜也是如此。当蔬菜少时,职工就留下大把的蔬菜;蔬菜多了,就把质量好、品种少的留下。

  1978年11月初,《广州日报》刊登的群众来信反映红书市场存在“走后门”等问题。报社还特派记者进行多方的调查研究。记者还曾多次到红书市场排队。调查结果表明:红书市场的问题确实是严重的,来信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有些甚至比信中说的还要严重。 此后,红书市场对市场服务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整顿。到1978年底,据群众反映,红书市场的服务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3. 落实按劳分配政策,调动劳动者积极性

  这是当时整个经济改革包括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普遍采用的一项改革措施。广州商业企业自1977年起陆续贯彻按劳分配政策,各部门的做法各有侧重和特色。

  (1)肉菜市场改进合作店、组的经营和工资制度,恢复独立核算办法,同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定额管理、超额奖励制度。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否定按劳分配政策,污蔑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对肉菜市场中原属集体所有制的蔬菜合作店、组搞所谓“一步登天”的体制改革,取消了店、组的独立核算,盈利亏本一个样,使广大社员和售菜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挫伤。1978年7月,中共广州市委蔬菜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决定改进市场合作店、组的经营和工资制度,恢复店、组独立核算、共负盈亏的办法,同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定额管理、超额奖励的制度。调整市场职工的上下班时间,提早开设,增加蔬菜服务部和零售网点,方便生产队进场成交,方便市场购买蔬菜,并接受群众对市场的监督。

  (2)市糖烟酒公司南粤商店实行“三定一奖”的计时工资加奖励制度,有奖有罚,好坏有别。过去,南粤商店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职工中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服务态度好坏一个样”和严重的商品“走后门”现象。尽管商店做了大量思想教育工作和制定了不少制度,但效果仍然不大。1978年7月份,南粤商店按照好坏有别、有奖有罚,服务的好坏和个人物质利益结合起来的原则,实行以柜组为单位,定销售、定利润指标、定费用率,超额得奖的奖励制度,分三类九等,每月对服务工作好的职工进行经济奖励,实行这种新的方法以后,职工劳动热情高涨,出勤率、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明显提高,出现了购销通气,人人关心指标,力争多做贡献的喜人局面。

  (3)广州市塘鱼批发部实行分项奖励制度。1978年以来,该批发部对塘鱼运输、配售工作实行分项奖励制度,收到较好效果。职工干劲大,鱼货质量高,运输费用降低,1978年上半年节约了代运费用37000多元。过去,塘鱼批发部到产区顺德、南海运鱼,大部分靠外单位代运,费用很高,加上林彪、“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一部分职工对鱼货运输保管不重视,工作效率低,质量差。1978年,塘鱼批发部开始自运顺德塘鱼的业务。为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党支部根据生产的主要环节实行定质定量指标管理,对工作量大、效率高的职工给予计量奖励。实行新办法后,各机动运输船在安全生产的基础上努力多装快跑。他们及早开航,及时疏仓,深夜装鱼,途中不停航,早回航,缩短了过载、捕鱼的时间,保证了鱼货鲜活率,提高了航次利用率。在没有增加运输工具和人员的情况下,1978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增加154个航次,增长幅度达55%。

  4. 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这是商业企业改革的特色内容,也是较早受重视的改革措施。早在1977年,广州市服务局所属各宾馆和酒家饭店,在整顿服务工作中找出了在服务工作上存在的“冷”(服务态度冷淡)、“慢”(食品供应慢)、“自”(要顾客自我服务)、“脏”(一些食品不卫生)等问题,认真进行整改,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开展岗位技术练兵和恢复过去深受顾客欢迎的服务方法和服务项目。

  新亚旅店过去受“服务工作低贱论”影响,职工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不好。粉碎“四人帮”后,新亚酒店联系实际找问题,将改善服务态度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提出“四个一样”的要求,即:接待熟悉和不熟悉的旅客一样有礼貌,接待工农兵和华侨、港澳同胞旅客一样热情,接待住散床和房间旅客一样周到,对繁重任务和平常任务的接待一样讲究服务质量,受到客人的好评。

  广州市水产公司冰鲜批发部职工主动帮助外地渔轮做好生产生活补给工作。过去,外来渔船来广州靠岸采取生产和生活资料,因人地生疏,很感不便。冰鲜批发部了解到这个情况,主动帮助他们搞好补给工作。他们根据渔船每一航次需用的食油、菜、糖猪肉、淡水、冰块等物资的数量,提前与有关部门联系,做好准备,待渔船靠码头后,就把这些物资送上渔船,并且配合船上储备淡水。为了使渔船用冰块合乎生产要求,这个批发部还自行装配一台碎冰机,为外来渔船碎冰。

  珠江水产店增加和恢复服务项目,改进供应方法。该店过去认为零售麻烦,利润少,工作辛苦,对零售工作不够重视,店里只开一个零售档。1978年10月,该店调整了零售的比例,增加零售档口。商品少时尽量压缩机团供应量,增加零售供应;商品多时就到街上开档,减少居民候购时间。他们还增设洗手盆、抹手布,供顾客使用;实行送货上门,代客加工,代客打鳞、去肠腮,代客剥鱼皮,去骨,起肉,深受顾客好评。听取群众意见是搞好服务工作的关键。每逢交易会前后,商店都召开供应单位采购员会议,广泛听取意见,并经常听取顾客反映,不断改进服务工作。

  5. 延长上班时间,恢复早市夜市

  商业服务业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上班一族。其中多数人无法在“八小时之内”购物和消费。这就要求商业服务业合理安排营业时间。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商业网点大量裁并,供应范围不断扩大;经营管理也趋简单化,营业时间与工业企业一致。例如,位于仁济路口的珠江水产店,规定每天下午5点半钟关门,鱼卖不完就送到冷库,第二天再卖,致使部分群众买不到鱼。粉碎“四人帮”后,该店改变了按钟点关门的规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在鱼多时,坚持把鱼卖完才关门,有时他们到外县调鱼,鱼货运到时已接近关门时间,他们也坚持随到随卖。

  当时,广州的早市供应问题日趋严重。主要原因是:一是买早点的人多了,上班上学的人都到外买早点。二是卖早点的供应点少了。1970年后,60多间饮食店和80多间糕点商店被撤。过去早点档很多的广大路口和清平路口一带的小食店都没有了,原来在秀丽一二路的糕点商店共11间,现在只有3间。三是早点供应的时间太晚。每天早上5时人们就开始买早点,6时至7时已是高峰时段,而有些糕点商店到6时半或7时才开门营业。四是人力安排不恰当。有些早点档,销售高峰和其他时间人力安排一个样。五是早点品种的产量和货源分配不够合理。 粉碎“四人帮”后,许多饮食店普遍增加早餐供应点。在工矿点、居民区、交通干线、车站、码头,有的建早点亭子,有的推早点车子,有的摆早点摊子,供应各种各样早点。不少原来没有经营早茶市的酒家饭店,也增开早茶市,供应各种包点粉面。到1979年初,广州市饮食行业的早点供应点已由原来的480多个增加到550多个;早点供应数量(不包括黄埔和郊区)由原来每天80多万两增加到120多万两,基本满足了群众的需要。不少饮食店还发扬传统制作特色,努力提高早点质量,增加花色品种。

  延长服务时间,开设早市、夜市,按理说是企业内部的事情。但政府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79年初《广州日报》有“书记抓夜市”的报道。广州市海珠区过去只有10间开夜市的饮食店;有些店晚上11点就不卖东西,远远满足不了群众需求,特别是那些上夜班的工人下班后想吃些小食品很困难。但是最近变了,这要归功于抓财贸的区委副书记。为督促增设夜市,这位副书记来回奔跑于茶楼、小食店之中,找干部、职工交谈,研究解决办法。当区委决定新开夜市店时,他亲自带领区财办的人下去选点,并经常到各个点现场指导。一件件、一条条定了下来后,又到其他新开点去。与此同时,他还对原有夜市点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刻提出改进意见。全区夜市店普遍增加了食品花色品种,提高了质量。营业时间延长至晚12点,部分店还开到凌晨1时,群众称便。

  (二)个案考察

  从国营广州市副食品公司十甫商店的个案,可以观察商业企业改革较为全面的内容,以及商业企业改革异于工业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的特点,并可看到企业改革的历史背景与起步艰难。

  1. 十甫副食品商店

  该店始建于1958年,是广州市较大的经营干果海味、南北各菜、调味佳品、糖果饼干、土特产品的副食品商店,素有服务好、商品全的声誉。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商店的经营特色越少,大众化变成了简单化。在1978年春季广交会期间,十甫商店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店的事:摆在橱窗陈列的4只熊掌被广州酒家买去制作给外宾吃了。商店负责准备到外地采购熊掌。这时,有人提出:购进熊掌是重犯经营“高精尖”商品、为城市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错误!为此,全店展开激烈辩论。商店党支部因势利导,让群众畅所欲言。最后,把极左路线在商业工作上流毒最广、影响最深的“内伤”进行排队,抓住典型事例,分清路线是非。

  第一个问题,经营熊掌是不是为城市资产阶级老爷服务?商店党支部联系这件事,发动大家讨论:经营一些“高精尖”商品,是不是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商业方向?全店职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大家算了3笔账:一是看经营商品的结构,大众化商品从来是占绝大多数的。从前,十甫商店从三分半钱的沙茶粉到几百元的燕窝、鱼翅,供应品种达1500多个。其中所谓“高精尖”的熊掌、鲍鱼、海参、鱼翅、鳖鱼肚等商品不过三四十种,占2.5%到3%。二是看高档商品的流向。来店购买名贵商品的顾客,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干部和工人,还有一部分供应给宾馆、饭店、酒家。这能是“为城市资产阶级老爷”服务吗?!三是看高档商品的作用。不少名贵商品既有滋补强身作用,又有治疗药用价值,如燕窝、雪耳、鳖鱼肚等。不少患糖尿病的人,多次专程来店选购鳖鱼肚治病的。还有一些高档名贵商品,供应宾馆、酒店,满足外事需要,也是服务于革命外交路线。通过这样一摆一分析,大家认识到,经营一些“高精尖”商品,不仅不是“背离社会主义商业方向”,恰恰是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活跃城乡经济。该店老职工康慎熙说:“一间社会主义商店,既要以大众化的商品为主,又要经营一些名贵的商品,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现在,随着生产发展,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日益提高。目前我们商店不是‘高精尖’的商品太多了,而很少,不适应群众的要求。”这样就消除了采购熊掌的顾虑。他们积极组织商品,增加花色品种,活跃市场。

  第二个问题,“三声”是不是“低三下四”声?1978年春,十甫商店提出每个售货员要做到顾客到柜台有迎声、顾客询问时有答声,顾客离开时有送声的“三声”。但阻力不少。有人说是“点头哈腰”“有损工人阶级志气”,怕迎错了人、送借了客,被说成没有“阶级立场”。党支部引导大家回顾十甫商店自1958年开业以来热情待顾,受群众表扬的好传统。对比前几年由于“四人帮”鼓吹“服务得好会出修正主义”的谬论所造成的对人民群众感情淡薄,“一问三不答”的恶劣“官商化”作风。大家认识到接待顾客主动热情,耐心有礼,“三声”绝不是“低三下四”,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商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同志式的亲密关系。由于统一了认识,去掉了怕字,十甫的职工决心把服务工作做好。他们摸索出热情有礼,既自然又实事求是,不千篇一律生搬硬套的方法。接待老人或小孩,找款递货着重请他们点清拿稳;对排队购买或来去匆匆的顾客坚持唱收唱付。烟酒柜一改“飞烟”的习惯,将香烟连唱付款递交顾客手里,作为送声,这样做做,就很恰当。

  第三个问题,建立规章制度是不是“作茧自缚”?粉碎“四人帮”后,十甫商店很快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管理有了很大改进。但是有些同志认为,建立规章制度是“作茧自缚”,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前段时间发生了两件事。一位仓管员在上班时间擅自锁上仓库大门去看电影,恰好当天需要提货,一时又找不到他,结果,只得把仓库的钻牛角尖锯开。另一个运输员小陈,仅1977年4月1-18日就迟到早退12次。领导批评他时,他还认为自己是贫下中农的子弟,领导“卡”他,是“没有阶级感情”。围绕这两件典型事例,党支部组织大学深入批判“四人帮”。大家指出:党有党章,国有国法,一个企业要进行正常的生产和工作,不能没有规章制度。这是客观规律。商店订阅的柜台纪律、服务公约、岗位责任制等规章制度必须认真执行。

  十甫商店联系实际解剖典型,做好服务工作的做法,收到良好的效果。广州市二商局在该商店召开现场会,推广他们的经验,要求全系统各商店联系实际查“内伤”,大力拨乱反正。

  2. 广州铁路南站

  广铁南站党支部放手发动群众,采用典型分析的方法进行思想教育活动;把揭批“四人帮”和解决本单位的问题结合起来,大破大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他们的做法是:

  一是抓住反面事例,分清“要不要规章制度”的路线是非。打倒“四人帮”后,规章制度形式上是恢复建立了,但由于职工中路线是非没有真正分清,规章制度并没有真正落实。一次,一位货主来南站追问:“两车近百吨烟叶为什么时间还没有到?”经检查,这才发现是由于交接制度不严格,货票单压在票柜里80多天,没有通知货主前来提货,致使烟叶长时间在露天货场日晒雨淋,造成国家的直接经济损失。党支部发动职工群众抓住这个事例进行分析,深刻认识到“四人帮”鼓吹的“不要规章制度”是祸国殃民的反动谬论,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职工们执行规章制度的自觉性。

  二是通过典型分析,分清“要不要钻研技术业务”。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反动谬论的影响下,有人把技术能手徐铭高说成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打倒“四人帮”后,这种“后遗症”还很严重。为了分清这个问题上的路线是非,南站党支部发动群众广泛教育讨论:“像徐铭高这样的同志是不是‘走白砖道路’?”大家对徐铭高的事迹进行了分析。徐铭高1962年由铁路学院毕业分配到南站工作后,刻苦钻研技术,不断改进轻重配装方法,每年为国家节约运力上万吨,积累资金40多万元。打倒“四人帮”后一年来,他在轻重配装工作中又取得新成绩,为国家节约运力2万多吨,积累资金62万多元。大家认识到,徐铭高为革命钻研技术,正是他坚持政治挂帅的具体表现,不仅不是什么“白专”道路,恰恰是毛主席指引的“又红又专”道路。通过对这一典型的分析,大大激发了全体职工钻研业务技术,大练基本功的革命热情。各班组坚持做到每星期学习一次业务,每月有业务考试和练功表演,使业务技术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广州铁路南站的案例表明,改革并非易事。该站党委为刹住私自向物资单位“挂钩”买东西的不正之风,早就有“八不准”的规定,但讲归讲、干归干,向物资单位买东西的事继续发生。有一次,几个职工利用工作之便向物资单位买了上千公斤板栗与自己的亲友私分,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南站党支部严肃批评她们的错误,但她们拒不接受,“这是花钱买的,合情合理又合法”,还认为这是“矛盾向下”,有意整人。为此,党支部研究决定围绕“私自向物资单位挂钩买板栗对不对”这一问题,发动群众开展路线分析。为把这一典型事例分析好,党支部帮助曾向货主挂钩买过东西的个别支委提高认识,让他在群众中进行现身说法;同时对买板栗的同志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启发她们放下包袱,让她们在班级和全内勤职工大会上进行典型引路。这使职工深受教育,通过人人摆、个个查,有70多人讲了向物资单位挂钩买东西的事实,并分析了向物资单位挂钩买东西的严重危害。在是非界限分清之后,铁路南站刹住了向货主私自挂钩买东西的歪风。

  三、历史观察与分析

  应该说,商业企业改革只是企业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1977-1978年间的经济改革在当代中国迄今40年的经济改革史上也不过是短暂而初步的早期探索。但透过考察的分析,可从一个侧面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服务业改革的艰难起步,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改革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服务业改革的地位

  农村改革及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在一开始就占据改革的主流,吸引到众多眼光的聚焦。但实际上,商业服务业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有其重要意义,也不是被动地滞后于工农业改革。

  1.商业企业内部改革的特点

  关于早期的企业改革,以往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从政府“放权”的角度论述,研究对象也主要针对工业企业。但企业自身“练内功”的改革,是进行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基础和前提。

  扩大企业自主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一般所谓“放权”,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的。即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氨肥厂、南充丝绸厂等6户工业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先后采取计划利润分成加超计划利润分成、全额分成和“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等三种主要形式。这不仅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使企业不仅在盈利时要交纳所得税,而且对经营性亏损负责,扩大企业在产、供、销和人、财、物以及订价、扩大再生产等方面的自主权。商业企业改革方面,四川省1978年冬开始的扩大商业企业自主权主要有8项:择优进货权、灵活制订物价权、利润分成权、残次滞销商品权、灵活使用奖金权、人事管理权、惩处权、择优招工权。1979年初山西扩大商业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核销财产损失权、费用开支权、营业时间调整权和废旧包装物料回收留成权。各省的做法也大体相似。

  前述广州1977—1978年间商业服务类企业的改革,有“放权”部分,如择优进货权、残次滞销商品处理权、灵活定价权等。其他的多与工业企业类似。但改革不完全是政府对企业放权,而是落实按劳分配政策,企业改善自身经营管理有关。在政府方面来说,更多是督促和支持。这就是说,商业企业内部的改革,与一般所谓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内容的工业企业改革并不完全等同。

  2.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商业企业改革难度较大。首先,由于受计划体制下“生产”观点的束缚,政府重视工农业生产的产量,不重视商品流通与分配,漠视消费者需求。商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很不受重视,甚至受到人为的压制。其次,商业服务业受意识形态束缚很深。商业领域的职工为消费者“服务”的观念,常常被批判为是没有站稳“阶级”立场,专业化经营和精品路线被认识是“脱离群众”。职工们根据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主人翁”的片面理解,对顾客缺乏应有的服务态度。在“文革”期间,甚至为海外华侨、为外宾服务也被认为是“投降”,是“卑躬屈膝”。第三,经营管理向工业企业看齐,抹杀商业服务业的特色与优势。例如,经营时间与工厂一致,轻视服务质量与态度。

  商业企业的生产经营,较之工业企业更多涉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商业企业的改革,也较早地摆脱了计划体制的束缚,在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具有开辟性意义。因为,对商品流通的重视,就意味着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经济模式的冲破。而商品市场的兴起,直接冲击了计划体制本身。计划让位于市场,经济计划中的指令性计划逐步让位于指导性计划。改革之后,商业企业特别是零售业的职工们,摆正了为顾客服务的位置,促进了市场经济观念的发育。

  总之,商业企业的改革,对于农村改革、工业企业改革和计划体制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服务业改革与发展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城乡联动的关键作用。一方面,已经开展起来的农村经济改革带动了生产,农副产品可供量增加,需要开辟销路;企业改革带动的生产发展,也使得传统的计划分配体制面临打开销路的问题。另一方面,服务业内部的改革为农副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商业改革的成功,又为工业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服务业改革的条件与动力

  广州率先进行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

  1. 改革依据和理论认知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服务业改革是在缺乏“服务业发展理论”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并不妨碍中国在其他旧有理论指导下推进商业和服务业的改革和发展。除“发展经济、保障供应”外,毛泽东1959年5月曾批示:“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认为:商业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商业是农业同工业的桥梁,是生产同消费的桥梁,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是不能没有这种桥梁的。

  事实上,1977年12月5日发出的《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强调要“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稍后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中,搞好清查工作,揭发批判他们破坏商业工作的谬论和罪行,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一一纠正过来。 1978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国务院财贸小组撰写的《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同年7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引用毛泽东1959年关于商业要“挂帅”的指示,并作出“商业和服务事业是同工农业并驾齐驱的重要社会行业”的论断。 会后发出的第18期《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简报》引述余秋里的报告说:“大城市和工矿区,要把组织好人民经济生活,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大中城市的区级党委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抓好商业服务行业上来”。

  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组织处理,并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中国政治气氛向思想解放的方向发展。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主要集中于四个问题: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按劳分配,发展生产力,按经济规律办事。 1977年7月在南京举办的全国十大百货商店“双学”经验交流会上,代表们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搞乱社会主义商业的罪行:反对发展社会主义商业,破坏商业企业管理,否定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经济核算;攻击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是复旧,把大众化搞成“简单化”“官商化”。大家表示要一条一条地将被这些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把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摆上议事日程,要认真抓、反复抓。

  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广州考察并发表谈话。他说:“三清”,要加个清政策。清理一下,哪些好的要恢复,省里自己定的,现在就可以恢复。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政策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

  2. 现实压力最初主要不是知青就业

  前述学者指出,中国服务业改革起动的动机是“为缓解就业压力”,也许符合1979年后中央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改革的情况,但并不符合广州1977—1978年商业企业改革的情况。

  在历史上,广州自古以来商贸繁华,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千年商都”的历史积淀,深刻影响了广州的文化传统与地情特点。广东经济具有鲜明外向型特点,广州第三产业相对发达。社会心理倾向中形成了浓烈的重商文化传统,商品交换观念和市场经济意识深入人心。加上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对外开放渠道畅通,接受新思想观念比较快,干部群众工作作风务实。

  广交会采取省(广东省)部(外贸部、外经贸部和商务部)共同举办的体制,广州承担广交会大量会务工作。广交会也影响到广州改革与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缩影、窗口和标志。广交会半个世纪的历程,反映了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广交会的举办,迈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 事实上,中国通过广交会保持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与地区不绝如缕的联系。“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广东,主动承接港澳经济转型升级的产业转移,在改革开放之初赢在“起跑线”上,喝上了对外开放的“头啖汤”。

  论现实,广州在商品供应上有超乎其他中心城市的压力。每年两届的广交会,出入广州的外商和内地经贸人员,动辄数万甚至十几万。而且广东还同时承担供应港澳的繁重任务,越来越不堪重负。1977年11月邓小平考察广东时,就对广东省委负责人说:“要找几个省共同出力解决香港供应的问题,光靠广东一个省解决不了。供应香港、澳门,是个大问题。” 习仲勋1978年4月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后,很快了解到:“近十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肚子,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时任越秀区委书记的朱森林后来回忆:“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同志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角钱)寄到他那里,仲勋同志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他价格的改革。”

  (三)服务业改革的总体评价

  1977-1978年广州服务业改革的早期探索,有转折前的烙印和局限性。肯定“在徘徊中前进中”两年改革开放的酝酿与准备,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广州的服务业改革到1978年底前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如不实现历史转折有无法持续之虞。

  一是“拨乱反正”的局限。服务业改革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基础上起步,主要是恢复此前行之有效的做法。具体改革措施的选择,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考虑比较多;还不是通盘的系统的全面改革,缺乏开创性。例如1978年7月广州蔬菜购销体制改革的“幅度议价”,主要是恢复20世纪60年代的做法。所谓“落实党在农村的政策”,不过是1961年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六十条”。这当然是有局限的。因为在一二十年后,由于时间、条件的变化,过去的成效难以简单复制。

  二是批“假左真右”的尴尬。服务业改革的合法性论证面临困难;改革实践有陷入进退两难的危险。将极左路线定位为“假左真右”或“形左实右”,并将它与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混为一谈,出现所谓揭批林彪、“四人帮”鼓吹“自由采购”“自由订价”“自由销售”,大搞资本主义自由化罪行的怪现象。这就形成一种恐右症,导致过去的正确政策措施无法完全恢复。 而且,城市不像农村“山高皇帝远”,当地领导无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藏着掖着。一有风吹草动就掀起轩然大波。例如广州1978年7月的蔬菜购销体制改革,群众反应强烈,有些大厂到省委附近张贴大字报。广州市委和广东省委直接面对压力,只得作妥协,改革成效也打了折扣。

  准确地说,改革的阻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并未即时消失。从广州市妇联1979年初的“情况反映”可以看出服务业改革面临的阻力:市场“繁荣”,但样样商品议价,加重群众负担;商业部门提高物价,“不得人心”;实行奖金制后,“现在样样右得很”。企业减员时职工退休退职,“这不是送,是赶。”妇女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证。放任自流,“民主变成了无政府主义。

  邓小平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1974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

  从1977—1978年间广州商业企业改革的情况来看,邓小平的上述论断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许多商业服务类企业的改革措施是恢复1975年整顿时的做法,有的甚至在1975年底“批邓”后顶住压力,一直在坚持着改革。例如,广州铁路分局南站,1975年初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过程中,从车间、班组中请了8名觉悟高、斗争性强、群众基础好的工人同志到总支委员会“倒蹲点”,让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抓“辫子”;同时针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宣布约法“六章”,针对企业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成立一个12人参加的“三结合”小组,由负责生产的领导带队深入现场,讨论整改措施,使长期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有了解决的初步方案和措施。

  十甫商店的个案表明,广州商业企业改革的实践可追溯到更远。在1960年代初的调整“整顿时期,十甫商店针对各个时期的斗争开展“一事一竞赛”。例如节日期间,关键是商品包扎、运输赶不上,及时在这两项工作上组织专题竞赛。 在1970年代初又创造了“小项目”竞赛的经验,把商品陈列、服务质量、购销计划、经营管理等具体项目落实到柜组、个人,逐项开展竞赛。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推动改革开放。但研究改革开放史和邓小平理论发展史,不能搞简单化的一刀切。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作者:历史学博士,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党建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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